案例：“送走”至亲也把自己送上法庭
发布时间：2019-04-15 16:06 | 来源：中国法制与新闻网
文/本刊记者 王春 本刊通讯员 高贝
浙江省台州市的三名家属协助重症病人安乐死被定罪，办案法官释法：其情可悯，但罪不可恕
一边，是孝顺的女儿、女婿和贴心的丈夫；一边，是希望渺茫难以治愈的顽疾。她，最终选择放弃。当着家人的面，一口喝下女婿买来的毒药……法槌落下，案件尘埃落定。这一场生离死别，开头很悲伤，结尾却有了些许希望。
“我不想活了”
樊晶晶1989年出生。16年前，她和妹妹一起随父母来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虽然父母打工赚钱辛苦，但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充满希望。
两个女儿渐渐长大，各自成家。樊晶晶的妈妈冷某却日渐消瘦，经常头晕、关节疼。家人以为她患的是风湿，但药吃了几年，冷某的身体不但没好起来，反而越来越弱。两个女儿不放心，带她去北京检查，这才知道妈妈患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伴有脑梗、类风湿关节炎等。
打工的收入微薄，但一家人还是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冷某身上治病。杭州、北京、武汉……医药费花去了十几万元，但冷某的病却越来越重，神智不清、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
2017年6月，不幸再次降临，冷某不小心摔断了左腿。送诊后，医生认为病人基础毛病较多，手术风险很大，如果强行手术可能造成死亡，但不做手术又可能会伤口溃烂致死。在家人的坚持下，冷某做了手术，但术后她没能再站起来，只能整日卧床，大小便失禁严重，全身关节疼痛。
出院当天，樊晶晶夫妇就把冷某接到自己的租住房，一日三餐，喂菜喂饭。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无法治愈，要靠吃激素类药维持，冷某的体重猛涨到150多斤，瘦小的樊晶晶一个人搬不动，就由女婿张翔帮着翻身、洗脚、剪指甲。
病痛的折磨，让冷某有了轻生的念头。家人端上茶饭，她常转脸推开，说:“帮我买点老鼠药，我不想活了，不如叶落归根。”刚开始，家人都劝她不要乱想。但看着冷某在病痛中苦苦煎熬、一次次哀求，他们犹豫了。
“死了才是解脱”
药是张翔买的。12元，2瓶红色液体、1包红色药粉。
2017年8月28日上午，张翔一早给老丈人樊清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来家里吃饭。之后，他开车接来老丈人，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
这时，冷某又说想吃老鼠药。樊清、张翔都劝她不要这么悲观，但冷某态度坚决。
“真的不想活了?”看冷某痛苦又坚定地点头，樊清迟疑着递上老鼠药。刚开始给的是粉末状的，冷某倒进嘴里，却发现难以吞咽。“把那个拿来。”冷某向丈夫要红色液体。樊清递的时候有些犹豫，但冷某伸手一把抓了过去。
“妈妈，你别吃……”当着家人的面，冷某喝下了毒药，看着妈妈痛苦的样子，樊晶晶和张翔跪倒在床边，放声痛哭。樊清不忍心，伸手打掉了冷某手上的药瓶。
“不要哭，不要哭，不怪你们……”过了几分钟，冷某开始口吐白沫。她虚弱无力地拍着女儿和丈夫的背，轻轻地说:“带我出去转转，我要回家。”
张翔背起冷某下楼，把她安置在汽车后座。张翔开着车，带着冷某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大街上。刚开始，他还和冷某说话，不久后座就没了声音。
警方后来调取的监控显示，8月28日10点到下午1点多，张翔的车一直在路桥的街上兜兜转转，见车就跟，毫无方向。
下午2点，樊晶晶接到丈夫电话，说妈妈去世了。之后，他们通知了父亲和妹妹等人，准备给冷某办后事。遗体火化需要死亡证明，一家人商量后，由张翔开车去派出所。
车后座上的冷某脸上盖着毛巾，毒药药性发作后她的脸已扭曲变形，这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当晚，张翔被刑拘，樊清被取保候审，之后樊晶晶也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一场痛彻心扉的救赎
2018年5月21日下午，该案庭审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进行。
在押被告人张翔系死者的大女婿，从庭审一开始，他就将起诉书摊开拿在手上。在核实被告人身份环节，回答自己的身份情况时，他都要先看一下起诉书，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虑和紧张。
“药是我买的。”张翔一直低垂着头，只有被问话时才会抬头作答，声音很轻。张翔说，进看守所之后，他一直在想丈母娘去世的事情，“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我要对她的死负责。”
被告人樊清，死者的丈夫。或许是由于生活的不易，不到50岁，就已经有点佝偻。见到法官，除了认罪，他一直央求“把我关进去，换我女婿出来”。
被告人樊晶晶，死者的大女儿，站在庭上可以看出她精神不振，回答问题的声音很小，一直不敢直视审判席。
庭审按预定的程序进行，经过举证、质证，案发过程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经过死者小女儿及被告人张翔弟弟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三名被告人在死者患病期间给予充分照顾，不但将大部分收入用于给死者看病，还向其他亲戚借钱为死者看病的事实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了一份精彩的公诉词，对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及应负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并对被告人情虽可悯但罪不可恕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自我辩护开始后，樊晶晶压抑多日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她当庭痛哭流涕，对母亲在发病治疗阶段遭受的痛苦进行了回忆，对自己面对母亲的自杀却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进行了忏悔，对自己家庭遭受的痛苦及目前教育叛逆期儿子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哭诉。
母亲的去世让樊晶晶陷入痛苦的自责。在她宣泄情绪的时候，樊清像一个认错的孩子似的双手交叉，低头垂听；张翔站在庭上轻轻抹泪，提醒樊晶晶控制情绪的时候，伸出左手，轻轻地拍了拍妻子的后背。
整个法庭笼罩在一片复杂的情绪之中，这情绪包含了自责、无奈、悲恸、甚至绝望，法庭上的所有人都被这种情绪所感染。
2018年6月1日，路桥区法院作出判决，张翔、樊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樊晶晶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为悲剧画上句号
讲述人: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 夏俏骅
这是一起典型的“安乐死”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这个看似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却蕴含了太多的悲恸与无奈，让我从一接手就陷入超乎单纯法律层面的思考中。
仔细翻阅完案卷，面对建院以来第一起因“安乐死”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除了根据案卷材料理性判断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是否准确之外，参考先例，将来如何对本案准确量刑成为了工作的重点。
或许在当今中国，“安乐死”这个词还是过于敏感，或许真的是现实中这种案例太少，通过各种搜索引擎查找的协助“安乐死”追究刑责的案例少之又少，仅有的几个案例发生的时间跨度较大，分别根据当时的司法理念条件作出的判决差别较大。
如何契合新时代的司法理念，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客观的评判，并给予公正的判决，这一切，只能放在庭审之后了。
面对三名被告人深深的自责、忏悔、绝望，我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开始之前，根据每个被告人在法庭上的情绪表现进行了针对性的教育与开导，并劝慰三名被告人:即使站在冰冷的法庭上，也要相信人们内心的温度。
庭后，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合议。对于被告人的行为，合议庭成员都认为既触犯了现行刑法，也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不相符，对三名被告人应当定罪处罚。在对被告人具体判处的刑期上，合议庭成员也达成了一致，但对刑罚的执行方式上，合议庭成员却产生了犹豫。故意杀人是严重的罪行，对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适用缓刑在实践中并不多见，突破这种惯例需要很大的勇气。
本案是协助亲人“安乐死”的案件，本身就非常敏感，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安乐死”的讨论还是很忌讳的，如果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是否会让社会产生鼓励此种行为的错觉；另一方面，若对被告人收监执行刑罚，是不是符合谦抑、审慎、善意的刑法理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已遭受巨大痛苦的被告人家庭成员是否公平，对终结这个家庭的悲剧是否有利。
经过慎重的考虑，合议庭成员最后一致认为，在冷某提出自杀请求后，被告人张翔购买了自杀所用的老鼠药，被告人樊清明知服用老鼠药会致人死亡，仍将老鼠药递给死者，二被告人用积极的行为帮助死者自杀。如果张翔不在死者的要求下购买足以致人死亡的老鼠药，如果樊清不将老鼠药递给死者，根据死者当时的活动能力情况，其不可能完成自杀行为。因此，张翔、樊清的帮助行为对死者死亡后果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死者服药之后，张翔、樊清因为先前的帮助自杀行为，使死者陷入具有死亡危险的境地，二被告人需承担实施救助的义务。同时，张翔、樊清、樊晶晶均系死者亲属，对冷某有扶助的义务，这种扶助义务当然及于生命发生危险的时刻。因此，张翔、樊清根据先行行为对死者有救助的义务，三被告人基于法律规定对死者亦有救助的义务。张翔、樊清、樊晶晶均未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直至死者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同时，合议庭认为，本案的发生具有特殊性，死者生前身患多种目前医疗条件无法治愈的疾病，已无生活质量可言，其积极追求死亡结果，是一种“安乐死”的乞求。被告人通过积极和消极的行为，帮助死者达到“安乐死”的目的，本身主观恶性不大，属于犯罪情节较轻；通过案发后和庭审中的表现，可以明显感受到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根据被告人的一贯表现，三人均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其宣告缓刑也不会对居住的社区有重大不良影响。因此，从法律层面讲，三被告人均符合缓刑适用条件。而且，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也是终结这个家庭悲剧最好的选项。
宣判那天一大早，我来到办公室，对判决书进行了最后一遍校对，心中五味杂陈。开庭时三名被告人对前途迷惘、对生活绝望的神情，又一次出现在脑海中。该如何让知识层次并不高的被告人真切地认识到行为的错误，并 尽量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经营好家庭呢?静下心来，我给三名被告人写了一份法官寄语，从情、理、法三方面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并希望他们能对生活怀有希望，重新过好自己的生活，让这个家庭的悲剧就此画上句号。
宣读完判词后，我对樊晶晶说了一句:“张翔判的是缓刑，他可以回家了。今天是儿童节，这是送给你儿子最好的儿童节礼物。”听到这句话，樊晶晶才缓过神来。
责任编辑：朱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