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人物   

 法新网记者 王斗斗

    下班，回家，打开电视，死死盯着，等来那张熟悉的脸——陈满。

    2016年2月1日，陈满，从死缓，到无罪。

    那一刻，杜亚起内心所有的东西，都迸发出来，“那是个纯粹的、个人化的东西。”他自我描述。

    杜亚起，十九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申诉案件查办二处处长。

    他办案子，有个原则：整个办案过程，不掺杂任何情绪。

    面对当事人，是谴责？同情？肯定？否定？

    在杜亚起脸上，什么都读不出。案件最终没定论，要抛开任何一个事先的、主观的预测和判断。

    “那个时候，你的感情，是要整个都埋在心里的。”杜亚起说。

    “只有案子结果出来了，都公布了，无论是我在法庭上，听着审判长宣告无罪，还是电视机前，看着电视画面，这个时刻，才是属于我自己的。”

    杜亚起曾参与聂树斌案件办理。

    聂案的案发现场，是一块玉米地。多年过去，已被南水北调水渠替代。

    尽管“可能白跑一趟”，杜亚起坚持到现场去。“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引水渠，可是再往边上走，有被害人曾经工作的工厂。绕过引水渠，在斜对方，就是当时被害人住的地方。”

    被害人从厂子里出来，骑着自行车，穿过玉米地……人物、时间、位置、距离，清晰印刻在杜亚起脑子里。

    在他办理的陈满案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作案时间。案卷中提到，案发现场边上有一对夫妇证实，在案发当晚7点钟，听到案发现场109号房间，传出呻吟声。

    如果邻居说的是真话，说明在晚上7点，犯罪嫌疑人已经进入犯罪现场，并开始犯罪。杜亚起判断，只有距离非常近，才能听到呻吟声。

    到了这对夫妇家，他们家和109号房，窗对着窗，距离不足两米，完全可以听到声音。

    “这些，仅通过看案卷，是体会不到的。”杜亚起坚持，无论多远、多偏僻，都要到现场去。哪一步没到位，就容易出问题。

    杜亚起办案子，晚上躺在床上，脑袋里会不自觉地“放电影”。

    案发地点、证人、与证人的对话……各种情况，一幕幕。

    申诉案件，多数裁判是没问题的，只有极个别的，属于裁判确有错误，需要再审予以纠正。

    “看大量的案卷，前面10个没问题，20个也没问题，人是很容易放松的。” 杜亚起说，而放松的那一刻，细节容易被忽略掉，这个案子存在的问题，也就难以被发现了。

    做申诉工作，尤其要耐得住寂寞。做刑事申诉24年，杜亚起每办一个案子，都要求自己“当成第一个去办”。要保证每一个存在错误的案件，能够被发现，就要百分百投入。

    杜亚起办理安徽于英生案的突破口，始于现场勘查笔录里，一段关于指纹的描述。

    电话机3枚、梳妆台6枚……笔录结尾处说明，现场共提取指纹26枚。

    再近，细看，在描述指纹过程中，有这样一句话——双人床的左右床头柜抽屉各拉出10厘米，上有手印。

    抽屉的手印，是谁的？具体有多少枚？怎么没算到26枚里？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这些疑问，为后续工作提供了线索和方向。

    1993年，杜亚起进入最高检申诉厅，在他看来，这个部门是“司法最后一道关口中的最后一道关口”，责任太大了。

    人，总是该有所敬畏的。对此，他有两重定义：

    对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敬畏，要求他，必须严格标准，细之又细，去办好案子；

    对法律的敬畏，要求他，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相关工作，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程序的。

    “从事法律工作，心中必须有对法治的信仰。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去用法律，而在其他时候，就把法律抛一边。”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在任何时候，法律都应该放在心里。”

    法新网北京10月23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