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遵义从此被称为“红色之城、转折之都”,长征精神在这里影响深远。《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桐梓县公安局将革命传统教育融入队伍建设中,用长征精神打造特别能战斗的公安队伍。纠正错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了娄山关战役,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接着四渡赤水出奇兵,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到达陕北会师…… 影响深远

　　遵义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坚持真理、敢于纠正错误的精神,成为遵义桐梓公安局队伍建设的“法宝”。

　　“到遵义会议会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用长征精神鼓舞从警士气,弘扬军民鱼水情。”桐梓县公安局在狠抓队伍建设时,把新入警的年轻民警组织到遵义会议会址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桐梓县公安局已将红军精神融入到各项公安工作中。桐梓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陈新春在遇到分歧、争论、讨论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能够非常民主地听取不同意见,在重大抓捕行动前,都要精心制作抓捕方案。这么多年来的抓捕行动,都没有失过手。前不久,他们在侦办一起盗窃柴油案时,调取桐梓县城的两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出口的视频监控发现,一辆贵C牌照的车辆涉嫌套牌,经常在夜间十一二点从贵阳党武上道,早上五六点钟下道,频繁出入贵遵高速公路。此案侦查一段时间,警方正要实施抓捕时,线索突然断了。难道嫌疑人警觉,人间蒸发了?他们分析,既然前面使用的是假牌照,是不是有可能又换了一块新的假牌照?民警再次调取党武高速收费站的视频记录,发现一辆车身相同的车辆新换了一副车牌,照样在夜间十一二点从党武上道,凌晨五六点下道。难道两辆不同牌照的车子是同一辆车?在研究如何收网抓捕时,陈新春提出要趁嫌疑人盗窃柴油时或者上高速路时来个人赃俱获。其他侦查员则认为,既然嫌疑车是辆改装车,提速快,启动逃跑很快,而且盗窃柴油的人在车上携带作案工具,很有可能驾车硬冲、反抗甚至引爆柴油车,应该在人车分离时实施抓捕。陈新春听取侦查员的意见,修改抓捕方案,最后成功抓获3人,查出100多起案件。

　　将红军精神贯彻落实到日常警务工作中,桐梓县公安局全体民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

　　图为老红军李光在遵义会议会址前给少年儿童讲述长征经历(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